还记得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令发布之初荡漾在心底的那种欣喜，禾苗与甘霖相逢，现实与梦想共振，那种认同感，难以言表。的确，农村的发展，不是某个部门的事，不是某个产业的事，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旗帜下，整合社会资源，优化发展环境，才能建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进的新农村。

　　新农村的基本目标是“生产发展”。改革，使“生产”多样化，我国已形成了以各种产业为支撑的新型农村，如工业式农村，典型代表为乡镇企业之星江苏江阴华西村；种养式农村，典型代表为设施蔬菜巨擘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三产式农村，典型代表为影视旅游大亨浙江东阳横店村。而深化改革，则使“生产”市场化，同样是种养式农村，由于产品经营模式不同而结局相悖。三元朱村的蔬菜由于能够直销产品和技术，所以收入有保障；而我国大多数的农村还是为粮、棉、油、畜产品加工业生产原料，因为收购价格的不稳定，他们只能“痛并生产着”。但恰恰是这样的农业村庄，“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致富。

　　国家推动农业生产的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策扶持，二是价格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升这个农业发展的主线，国家财政支农的力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十五”期间，国家在公共财政投入上向农村倾斜，文化、卫生、教育、交通、信息等领域的投入向农村倾斜的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对粮食生产实行直补、良种补、购机补等有效的扶持措施，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等方面也都给予了重点支持，以政策的导向稳定了基础，保护了基础。所以，中国实现了粮食生产的持续恢复，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价格的调控力度也随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而增强，目前实施的稻谷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稳定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支持了农业结构调整，奠定了优质优价的基础。

　　“十一五”期间，要持续保持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除了支农政策不变外，政府要下功夫做好另一件事，就是伸出“看得见的手”——调控农产品价格。对于一些关乎民族产业发展的原料性产品，是否应该扩大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的实施范围。对于关乎农民利益、国内外消费者利益的农产品加工业，是否应该实施价格监控手段和市场准入管理。价格调控要比增加财政投入的难度大得多，涉及工农利益、城乡利益乃至国家安全，这个问题是农业之外的问题，是需要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是不解决就会影响生产发展的问题。事关新农村建设，政府应以统筹为主线，和谐为基调，农业发展为根本，建立“国家级”的产业化经营机制和“工业反哺农业”基金，实现工农双赢。

　　现在的新农村建设与中国宋代吕氏四兄弟制定乡约的时代已大不相同，同样都提出发展生产，但如今的农业生产，不再自给自足，而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让自主经营的农民为国家生产粮食，国家就要为农民创造一个健康的生产环境和市场环境。稳定的收益可以转换成动力，转化成再生产的动力，科学种养的动力，文明生活的动力，新农村建设的动力。种菜的三元朱村就是典型。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会涌现出更多的种粮的、种棉的、种大豆的、养奶牛的“三元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