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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建设新农村？——农村人才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下篇）
发布时间：2006-6-1 8:07:00  来源：河南日报  
 
　　“乡土能人”作用大

　　记者采访所到之处，各基层党委、政府几乎一致认为，要建设新农村，亟须吸引用好“乡土能人”。

　　经过多年的劳务输出，我们已拥有了一大批在外务工的成功人士。这其实是一种最为宝贵的资源，就看如何去充分开发利用了。

　  河南省一些地方正在积极实施“回归工程”，即吸引在外务工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凡力度大、心意诚、配套措施完善的地方，均已显现出了巨大的“领头雁”效应。

　　信阳市平桥区九店乡甘元村现任村支书张光学，是乡党委书记和区委组织部长“三顾茅庐”从江苏请回来的。

　　甘元村曾是全乡最乱、最穷的村，村集体累计欠下外债１３０多万元，没人再愿干村支书。

　　怎么办？乡党委再度考核选配村班子时，党员们一致推荐在外当老板的该村党员张光学回来任职。于是，便有了乡党委书记和区委组织部长数度千里求贤之举。

　　此前的张光学，经过多年打工拼搏，已在外办起了３家建筑保温材料厂。在妻子和亲友的一片反对声中，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回乡带领乡亲们共奔致富路。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张光学走马上任后，先后捐资、垫资６５万多元，为村里修通了１．９公里水泥路，给村小学新建了一座教学楼，给村“两委”建了一座办公楼。还相继录用了近２００名村民到其厂里打工。

　　去年９月，张光学自己出资组织村里６０多名党员、干部到浙江长兴县学习吊瓜种植技术。并拿出７０多万元买种苗、搭支架，于今年３月组织村民们种上了６００亩吊瓜。张光学告诉记者，吊瓜是一种销路极好的食籽农作物，到秋后，每亩可创收３０００元。

　　这真是“用对一个人，救活一个村”！

　　类似这种一人带千人乃至万人的事例，在河南省各地还有许多。

　　鲁山县赵村乡中汤村的燕金凤，早年外出打工致富后，县里动员她回乡创业。她携资120万元回来办起了绢花厂，并滚雪球般带动全县发展起了20多家同类企业。她的生产方式是为农户提供原料和技术服务，而将绢花加工分散到千家万户。仅她自己这一个厂，就带动了2万多名农村妇女从事绢花加工。

　　从光山县晏河乡李湾村走出去、靠拉板车起家的李万枝，回报家乡的气势更猛。他名下的蓝天集团投资6.5亿元，在光山建起了驿光集团。其属下有年产20万吨的甲醇厂、年产16万吨的化肥厂、年产500吨的茶叶加工厂及万亩生态茶园等一大批企业，年创利税8000余万元，撑起了家乡经济的多项支柱产业。

　　这就是潜力无限的“能人效应”！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开发和扩展。

　　解难还须出新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要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新农村建设，尚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大学生村官”的配备，除了需尽快大面积推广外，还有个应否增加配备名额的问题。我省有4.8万个行政村，如每村配备2至3人，便既能强劲推动新农村建设，又可为大学毕业生提供10多万个就业岗位。

　　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这不是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太多，而是大家都扎堆在大中城市求职，于是就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城市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毕竟有限，而农村的容量却几近于尚未开垦状态。可以说，在农村创造就业岗位，是化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题的根本出路之一。

　　鲁山县库区乡党委副书记张雷虹说，农村现今真是太需要有知识的人才了。他们乡第一批配备4名“大学生村官”后，未分到的村也纷纷到乡里来要人。

　　库区乡铁沟村的支书梁向阳说：“一名‘大学生村官’太少，要能来3人就太好了。他们是外来干部，在村里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处事公道，村民们特别欢迎。”

　　张雷虹还说，按目前的体制，村干部都是自己村里人兼职的，他们还得为自家的生计奔忙，不可能将全副精力都投到为村里事儿操持上。

　　过去，村干部都是由各村农民自己“供养”的，无法从外部派人去。现在，国家已免除了农业税等各项向农民收取的费用，这就为改革村干部体制提供了可能性。

　　其实，平顶山市的做法，已经打破了旧有体制，并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认可。省人大就已出台了一个关于外派大学毕业生可以入选村委会的补充规定。

　　那么，增配“大学生村官”的主要难点在哪里？平顶山、鹤壁两市的组织部门都反映，目前“大学生村官”的薪酬是由地方财力负担的，若增加名额，地方财政实在有心无力。

　　针对此，今后可否从国家和地方对新农村建设的投资中分出一块来，专用于“养人”？因为这也是一种投资，且投资于人才，其产生的“效益”会更巨。

　　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便在城市创造大学生就业岗位，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与其如此，不如将一部分“成本”转移到农村去。

　　此外，大学毕业生会否乐意到农村去就业，也需要出台一些利益机制来引导。

　　譬如，对于“大学生村官”今后的出路，可在提拔、晋级、进修、改用等方面予以优先；规定大学毕业生若报考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必须到基层服务一定年限，等等。

　　还可实行身份与岗位分离制度。即“身份”（包括户口、薪酬、单位管辖、社会保障等）是城里人，工作岗位却在农村。服务期满，可自主决定是否离去。如此，不断有人走，却也不断有人来，农村人才这潭“水”就会由死变活。

　　这种制度还可推及到农村事业的各个方面。像教育、卫生、涉农产业服务组织和龙头公司等，均可采用。

　　以卫生系统为例，自2000年至今，罗山县仅接收到大中专毕业生201人。其中下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113人中，无一名本科生，专科生亦仅有2人。

　　记者在其他一些地方的调查，情况亦大抵如此。这样的状况，怎能与国家正在加大农村卫生事业投入的新形势相适应？没有人才，医疗设施建得再好，恐也无法有效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

　　但若建立了相关利益机制，这种局面相信会大大改观。这比空洞地教导大学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农村去施展才干，恐怕会有效得多。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知识青年下乡去，农民务工进城来。这种双向的人才、人员交流，既是我国新形势下城乡建设的必然需求，也必将有力助推经济发展进程。

　　如果说几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被迫的、失败的；那么，今天新一轮的知识青年下乡，那将是自愿的、有巨大成就的。

　　历史常常会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后浪绝不会完全重复前浪，而是有着层次和本质上的区别。

　　对于吸引在外务工人士回乡创业，其实最关键的措施也在于市场化引导，即“以利诱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那些回乡投资热情高者，大多是因为回到家乡亦有钱可赚，能回报家乡与赚钱一举两得。

　　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说：“一定要用市场经济观念来考虑新农村建设，这是最根本的办法。”此话可谓金石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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