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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中，原名黄耀中，满族。1915年生于辽宁省凤城县石庙子苇山河村(今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兰家村)一个地主官僚的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受革命思想熏陶，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于1938年4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冀中军区教导团、冀中区抗大总校三团和抗大二分校三团指导员、政治教员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从事干部教育和东北地
区共青团的组建和发展工作。历任沈阳市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安东省建国学院教育处长、辽南省教育科长和建国学院教育长、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建国后，先后任共青团中央军体部长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代秘书长，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1952年任国家体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1956年起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78年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国家体委顾问。
潇洒少年时
黄中的少年、青年时期，他的父辈们或经商或做官，都是社会上知名人物。叔父黄显声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三爷黄恒浩曾作嫩江省政府主席，他的父亲黄显文也曾就任秦皇岛市公安局长。在同辈份弟兄中，黄中居长，加之他自幼聪明伶俐，俊秀健壮，家族长对他格外垂爱，也寄以厚望。1922年
他入凤城小学读书。家族中为培养他，很快又把他转入沈阳市东关第一小学就读。后随父到秦皇岛扶轮小学读书。1927年，他到沈阳张学良办的同泽中学就读。在这所贵族学校里，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观教育，过着舒适的生活，每天除正常读书学习，他还爱好体育，不管是网球、足球，还是篮球、游泳，他样样玩出了些名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率公安总队在辽西抗日，并组织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各地燃起了抗日烽火。日军愤恨黄显声，抄了黄家老宅，少年的黄中也是集国难家仇于一身。翌年，父亲病故，母亲回凤城老家，从此他就住到叔父黄显声家，由其抚养，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黄显声的黄公馆在东城西扬威胡同，占地6亩多。公馆内有花园，有网球场，因而黄中在叔父家过着优越的生活。此时，他身高体长，风度翩翩，谈吐超俗，令叔父关爱有加，胜过己出。凡有上流社会社交场合，黄显声每每带其出入，使他眼界大开。时有共产党人刘澜波、孙致远、康健生等常年住在黄显声家，这些人的思想行为，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令他从思想感情上崇敬他们，亲近他们。但这时的他，除学好功课，相当一部分时间放在喜爱的体育运动上。1934年，他作为北平队一员参加了第18届华北运动会足球比赛，司职中锋，取得较好名次。1935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旧中国第6届全国运动会，获游泳比赛第一名。1936年1月，代表北平“辅友”足球队访问日本，他仍踢中锋。队友李凤楼评价他：身体好，作风凶猛，是员虎将。
1936年他入北平辅仁大学学习。这所教会学校，教学条件和师资堪称一流。在学习的同时，他仍对体育着迷地“玩”，不仅玩足、篮、排、网球，还玩冰球与滑冰，也玩围棋、象棋。而他悟性极好，项项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才结束了二十几年的公子哥般的生活。
被逼上“梁山”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的大中学生，再也无法安心上课，纷纷上街宣传抗日，但也有的人主张，读好书才是正事。黄中受到刘澜波等人的言传身教，比一般同学更明白抗日事理，他积极在同学中讲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真相，对那些不关心时事的同学说，敌人都侵略到我们身边来了，大家要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啊!这时，黄显声接到周恩来和“东北救亡总会”的通知，要他到武汉参与营救张学良和其他重要工作，只身去了武汉。位于北平西扬威胡同的黄公馆马上被日本人查封，查抄时也在搜捕黄中。这时又传来母亲在安东被捕入狱的消息。母亲是个开朗乐观、贤淑豁达的人，对黄中少年时期影响很大。这严酷的现实，无情的打击，使这个青年人猛醒不少，成熟不少。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决定放弃学业，于1937年11月来到西安黄显奎叔父家(黄显声胞弟)。此时，黄中的三爷黄恒浩从南京来信，力劝他到南京航空学校就读；而在武汉的黄显声叔叔却托人带信来，希望他速去延安，叔侄将在那里汇合。当时的西安，国民党势力很大，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也蓬勃兴起。这里既是处在犹豫彷徨之中青年的人生道路十字路口，也是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投身抗日的必经之路。正在此时，黄中遇见了康健生、鲍镇及老同学何纯渤等人。康健生等向他讲述了全国的抗日救亡局势，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激起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他更加明确个人的唯一光明出路就是跟共产党走。这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黄显声在武汉遭国民党逮捕!他当即痛下决心：奔赴延安!迈出他人生关键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把我逼上了“梁山”。
1938年4月，黄中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从优裕的生活，陡然转入艰苦的环境，对他也是个不小的冲击。他看到这里不论领导和学员都一律喝小米粥，不论老师学生，都穿补丁的衣服，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兄弟，他从未感受到这样的清新气息。在党的关心教育和老同志的帮助下，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以超常的热情学习革命理论，思想上从原来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的追求，逐步升华到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信仰，顽强地实现着自己的脱胎换骨的转变。
同年5月，黄中因表现突出，经“抗大”教师陈秉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尤江等人在同一党小组。
八年指导员
1938年11月，黄中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随团立即奔赴冀中区东北救亡总会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冀中军区教导团、冀中教导团、冀中区抗大总校三团和二分校三团任指导员。那时到延安的青年，都渴望能到前线杀敌，黄中尤其如此。每想到叔父黄显声被关在国民党监狱里，他就义愤填膺。叔父既是他生活的抚养人，更是他人生指路人，这样一位抗日将领，却身陷囹圄!他把对敌人的恨融化在忘我的工作中。1938年末，他随“东战团”由西安转战冀中，在运送军火强渡黄河时，他挑选了最危险的背送雷管的任务。他对战友们说：“你们离我远一点，一旦发生爆炸，就死我一个。”
（吴力：《长相忆》，《纪念黄中文集》，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但革命偏偏选择了他到非战斗部队的地方去，他也只好不甘心地去“火线剧社”再当指导员，指导员这个岗位他共干了8年。1942年侵华日军在冀中地区发动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冀中地区环境恶变，主力部队外移，地方武装改为隐蔽斗争，各非武装机构都在精简，但冀中军区决定把“火线剧社” 留下来。剧社转战于冀西山区和冀中平原，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环境中，与敌人近
距离地展开斗争，环境是相当凶险的。军区政委程子华亲点黄中赴任。黄中到任后，显示出忠诚老练的政治工作者风范，加强对社长崔嵬等同志的团结，对剧社人员一视同仁，没有亲疏之分，使剧社在战斗空隙为部队和群众演出了话剧《十六条枪》《母亲》及歌剧《王秀鸾》等，用文艺武器去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那时的火线剧社，社长、指导员与演员朝夕相处，患难与共。18岁的小演员吴力也与黄指导员经常在一起，她很钦佩喜爱这位大学生出身的指导员，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但慢慢地发现指导员对她也格外关心，眼中流露出别样的情感，吴力又激动又紧张，他为什么不去追貌美的“陈白露”而偏要追她这个“小东西”(吴力扮演的角色)呢?以后，她总躲着他，当同志们问她与黄指导员的关系时，她更矢口否认。这给黄中带来了麻烦，以至全社大会上对他展开了批评。最后有位同志问他的态度，黄中说：“我还是要与她保持关系，我就是喜欢她嘛!”这位游泳冠军，一旦投入到爱河中，就要奋力划到终点!散会后，吴力好惭愧好感动，晚饭后她有意等着他，并试探着问：“在大学……你就没有一个……”说罢，焦急地等待下文。“原来你担心这个啊，”黄中坦然一笑，“确实有位小姐爱过我，还是位校花呢!但一旦我选择了革命道路奔赴延安时，她不愿离开大城市，她不具备革命的觉悟。我如今选择的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1943年秋季，在北岳山区秋季反扫荡中，黄中带一部分男女病号打游击。有一次遭到敌人追击，跑了一段路，才发现有个女同志掉队了，黄中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找到她，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还有一次，剧社人员夜宿马兰村，清晨，突然遭到敌人合击，枪炮声响成一片。大家从睡梦中惊醒，黄中急忙集合队伍，带领大家冒着日寇的弹雨突围。然而敌人的火力已封住村庄的出口，黄中率先滚动过去，同志们也学着他的样子，趁敌人火力间歇时，一个个滚了过去，无一伤亡。
1944年底，黄中和剧社的同志们一起参加边区大生产运动，生产期间，许多人手都磨出了血泡。工回来的路上，人人两腿像灌了铅，回到驻地一头倒下，饭都不想吃。为了活跃生活，黄中临时组织几位同志做宣传鼓动工作，广播好人好事，鼓舞大家的情绪，大家的生产热情高涨起来。有一天晚上，一位抗大同学来看黄中，他也在附近参加大生产。老同学相见有唠不尽的嗑儿，他们相谈到深夜。那个同学一直摆弄着他的毛手套，见同学喜欢，黄中就送给了他。可这副手套是吴力在“大生产”时期用自制的工具，把羊毛一点点捻成线，又一针针编织出来的。那是一位姑娘用心血为恋人编织的，吴力知道后很遗憾，有些不快。后来那位同学牺牲了，黄中知道消息后很难过，又很庆幸，那副手套伴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光。1944年底，黄中涨红着脸对吴力说：“我们结婚吧。”吴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因为两年来的朝夕相处，她对他的出身问题的担心已是多余的。在反“扫荡”和敌人迂回周旋时，特别是突围、转移的关键时刻，他总是率先试探着第一个越过敌人封锁线，而遇到敌人追击时，他总是处在队伍最后，掩护同志们顺利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所有这一切都令她刻骨铭心。
经上级批准，他们终于结合了。结婚仪式很简单，但很红火，“火线剧社”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婚宴摆的是白菜炖豆腐，特加了粉条和一点数得出的肉块儿。土炕上摆着同志们用旧的舞台布为他们赶制的被子，还有一件军大衣。但那看不见的友情、激情、爱情，却像火炉一样温暖充溢着土屋每个角落。没有蜜月。三天后剧社奉命转移，他们各自回到同志们当中去过战斗的集体生活。行军途中，相互间打一声招呼，传递一个眼神，彼此间都得到了安慰、鼓舞。
东北五年间
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东北籍干部奔赴东北开辟工作。黄中接到命令，带吴力急速到军区报到。组织上给他们一匹马，黄中牵着马，吴力骑着行，经两天的急行军，撵上军区参谋长沙克率领的一团人马。以后随大队日夜兼程，连续行军一个月到达东北。黄中在家乡终于见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母亲，母亲对儿媳很是喜爱。早在黄中读书时，母亲就为未来的儿媳准备了厚厚的聘礼，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黄澄澄的一堆。但刚从抗日前线走过来的吴力，对眼前这一切很难接受，毫不动容。黄中说：“交给组织吧，组织上更需要它。”吴力也赞同，他们就把这些金首饰交给了组织。由于东北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没有群众工作基础，初期工作开展是很困难的。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向辽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黄中告别了即将分娩的妻子，随林一山政委向敌后挺进。由于新解放区工作开展时间短，群众基础薄弱，敌我战线犬牙交错，部队处境十分艰难。有一次，黄中带一队战士急行军到庄河县仙人洞，发现山上约有60多个国民党士兵。黄中分析，敌人也不知我方虚实，便虚张声势，分三路向敌人包抄，没费一枪一弹，将敌人全部俘虏。1947年夏，辽南省委在复县瓦房店成立建国学院，黄中出任学院教育长。学院以培养知识分子干部为主要对象，共办两期，学员有1000余人。黄中亲自授课，他嗓音洪亮，笑容可掬，循循善诱，联系实际，催人奋进，使这一大批热血青年接受了革命理论，坚定革命信念，决心跟共产党走。黄中还组织学员在莲花泡垦田千亩，播种高粱，到普兰店海岛晒盐，发扬了南泥湾精神。抗大式的政治学习，思想武装、劳动锻炼、武装斗争三大课都上了。
1947年10月，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根据形势需要，建国学院全体学员编为辽南行署工作队，黄中任总指挥。他对这支队伍，既有亲切关怀，又有严格纪律要求。他说，我们既是工作队，也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要经得起任何考验。在他的带领下，工作队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活跃在辽海一带，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群众，支援了前线。1948年夏，辽宁省委调他任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筹建共青团工作，后又临时抽调到辽阳搞土改。当时辽中、台安、盘山三县尚未解放，敌军还占据辽阳的华子沟、烟台(现名灯塔)等地区，黄中主动要求到离敌人只有二十几里的佟二堡工作。他是东北人，讲话又风趣幽默，老百姓很喜欢听他讲话。他带工作队员白天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有时和农民边唠嗑儿边劳动。晚间开群众大会或调查会，布置工作，整理材料，忙到深夜，佟二堡的土改工作很快发动起来。有几次敌人清剿队来骚扰，突然枪声炒豆般响起，黄中总是镇定自若，带领工作队安全转移。沈阳解放后，黄中开始从事青年工作，曾任辽宁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1951年调往北京。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体育工作由共青团中央代管，在团中央的组织机构中设军事体育部。1951年5月，黄中就任军体部第一任部长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代秘书长，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主任。他协同荣高棠主持体总的日常工作，为开创新中国体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在筹建体委工作中，当时机关人手少，工作千头万绪，他白天带着干部分头去工作，晚上再同荣高棠碰头并请有关同志参加，几乎天天忙到晚上10点以后。当时，黄中拼命工作，好像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当有的亲友问他为什么要干体育这行时，黄中动情地说，我当然是要服从组织安排的，但根本的还是要自己清楚所做事情的意义。过去，外国人叫我们“ 东亚病夫”，这么个大国在国外各种运动会连块奖牌都拿不到，这个状况必须翻过来。就是通过工作使全民的素质迅速提高。你可不要小看体育比赛，它会激发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集体荣誉感、民族的自豪感……现在，国外有股势力极力在政治、经济上封锁孤立我们，我们就得反封锁，通过体育比赛扩大与国外交往，扩大国际影响打开局面啊!正是有这种事业心、责任感，黄中上任后，坚决贯彻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积极组织各种学习会、训练班，宣传新体育方针、任务，着力培养群众体育活动的骨干，并于1951年底组织创编了有史以来体现全民健身运动的第一套广播体操。
1961年，黄中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长参加了在华沙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体育领导机构代表会议。当时正处在苏共22大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的形势，会议上，苏联代表把兄弟国家在国际体育组织的地位和权利放在次要位置上，报告中根本不提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斗争。黄中根据“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的方针，巧妙地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大会发言中，没有直接谴责苏联代表团违反协议，而是首先感谢有关国家支持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坚定不移立场。这种机智灵活的做法，既旗帜鲜明地重申了我们的立场，又避免了正面冲突陷于争论，干扰会议，使苏联代表很尴尬，令其他与会者比较满意。
情系足球
黄中的体育天赋是多方面的。在旧中国，这位曾代表辅仁大学校队出访日本的足球中锋，在
体委成立之初，自然而然地分管了体委的足球工作。从1955年到1979年，黄中担任了25年足球协会主席，而后继续任顾问，直至终身。他对中国的足球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12月，黄中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足球比赛大会。1952年，率中国足球队访问苏联和波兰。1953年，作为我国第一个拿着红皮护照的中国代表进入法国巴黎参加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那时中国的足球水平很落后，在国际上不受重视，特别是1952年访问波兰期间，我队场场皆败，有一场竟踢成1∶7。他脸上挂不住了，强烈的刺激使他决心要把足球搞上去。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足球水平低，为适应国际比赛的需要，集中全国力量办国家队。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长年集中的国家足球队体制，已不符合足球发展的规律，挫伤了地方办队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全国比赛的质量和水平，不能使更多的优秀运动员，特别是调到国家队的替补队员得到更好的锻炼，影响了国家队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根据黄中的意见，国家队改长期集训为根据任务需要的短时集中。1956年，曾根据他的意见将国家一、二队(红队和白队)，分别下放到天津和北京，形成了多强对抗的机制，到1959年、1960年，我国足球水平有明显提高。中国足球队在中朝越蒙四国对抗赛中荣获冠军。
不停的攀登者
登山运动也是黄中主管的项目之一，他既指导登山事业全面、健康地发展，又十分重视对重大登山活动的组织和指挥。他说，我喜爱登山运动和这帮人，一是工作关系，二是天然情感。1960年成功地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在他的具体组织指挥下进行的。
1958年，在贺龙副总理的倡导和主持下，成立了全国的群众性登山组织——中国登山协会。国家体委相应成立了登山处，黄中受命于贺龙和体委党组，或运筹帷幄，或亲自奔波，积极招兵买马，为登山组织的建设不懈操劳。同年，在他的指挥下，在北京香山举办了为攀登珠峰而屯兵、养兵的登山训练班。黄中亲自出席登山训练班的开学典礼和结业式。在结业式上，他着重强调了贺龙倡导的登山运动与科学考察相结合的理论，指出登山运动不与科学考察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
1960年，本来计划同苏联组织联合探险队，从北坡攀登珠峰，后因苏联提出推迟进行，国家体委决定由我国单独进行攀登。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攀登活动极为重视。早在1958年，周总理就与邓小平、贺龙、陈毅副总理在北戴河听取了黄中有关攀登珠峰的详细汇报，并对有关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黄中深知首次攀登，意义重大，但风险和责任也很大。由于这次活动主要在西藏自治区进行，必须得到西藏自治区的支持和援助。黄中请贺龙任总指挥，西藏自治区领导和他任副总指挥。遵照贺龙的指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了支援委员会，在运输、通讯、安全以及必要的物资供应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援，保证了登山活动的顺利进行。这次攀登虽然取得成功，但由于经验不足，准备不够，又是在子夜登上顶峰的，因而没有拿下运动员在顶峰的照片，这样就引起了外界的怀疑，有的不友好国家还利用这点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这一直成为黄中的一块心病，他憋着一股劲儿，一旦条件成熟，一定进行一次完美的攀登!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出时，黄中正在四川抓冬训，听到消息，他极为悲恸。他一心要回北京为总理送行，最后再见总理一面。经过努力，总算匆匆赶回北京，虽然心情十分悲痛、沉重，但终于实现了这一心愿。1972年，黄中从干校回北京时，医院检查发现他患有冠心病、肺气肿，嘱咐他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可他都把假条锁在抽屉里，瞒着组织，瞒着同志，瞒着亲人，若无其事地工作出差，他只想把那段失去的时间，贻误了的工作尽快抢回来。他深深知道，自己这把年纪，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为此，他不顾年老多病，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解决各种问题，同志们都习惯叫他“老黄忠”，这种亲切称呼恰当反映了他老骥伏枥，求实务实和拼搏的作风。
1975年，我国决定进行第二次攀登珠峰。此时黄中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他既无职也无位，身后还拖着一个“叛嫌”“特嫌”的长尾巴。在体委领导会议上，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坚持提出让黄中任总指挥，黄中开始时坚辞不受。他知道，一旦指挥失败，等待他的就是有意破坏的大帽子，甚至进大狱。但他仔细端详着每位与会者，也实在没有人合适担任，那可是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的事业啊，他只能以大局为重，把个人得失丢在一边，接受了这一重担。为确保登顶成功，黄中深入到登山队中，他一再告诫队员们：你们去登珠峰，既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冒险玩命，你们所要进行的是一次探险活动。你们面前如无艰难险阻，也谈不上探险，因而在各种险情面前，不是要你们去撞大运，搞赌博。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战胜各种危险和困难。他还强调：你们要认真用毛主席关于“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思想武器，因为你们面对的不是一般困难，而是大量的危险，这些危险的剧烈程度有时相当强，有的是生与死的转换，而这些危险的出现，其未知性与偶然性又相当强。总之，你们更像解放军打仗，既要斗勇又要斗智。
体育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黄中的体育天赋更表现在他对体育事业的远见卓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从1959年至1979年，在北京举办了1～4届全国运动会，在此期间还有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些史无前例的大型竞赛活动，都由黄中分工负责，具体筹办。那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从总体计划到实施方案，从竞赛总规程到各单项竞赛规程，从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到场地、器材、食宿、交通与安全，从大型团体操的编排训练到开、闭幕式重大活动安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呕心沥血、精心设计、精密组织，使全运会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重大活动都获得了圆满成功，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了黄中非凡的组织工作才能和丰富的体育竞赛工作经验。但他从不自以为是，而是喜欢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1979年的第4届全运会，主会场设在工人体育场，因经费不足而没设火炬台，使新长征火炬接力活动从上海的“一大”会址点燃的火炬到主会场后很难处理。为此他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最后采取了总参一位参谋的意见，即开幕式火炬入场后绕跑道一圈，跑到大型团体操背景台前，背景台立即打出正在燃烧的大型火炬图案，接着音乐奏起，背景台下数千人进行火炬团体操表演。事实证明，这样处理无论是气氛还是效果都很好。
1975年举行第3届全国运动会，黄中针对十年动乱后，运动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制定了一条特别重要的措施，这就是参加全运会的代表队要以老带青，青老结合，以青为主，并做出了在足球等20个项目代表队中22岁以下的队员不少于70%的具体规定，还增设了少年组比赛。第2届全运会是1965年召开的，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许多运动员教练员盼了十年才盼来这届运动会，年龄的限制使许多人失去参赛资格，很多人不理解。黄中解释说，国内比赛要着眼于国际比赛的需要，1975年22岁的运动员到1978年亚运会是25岁，到1980年奥运会是27岁，是出成绩的最佳时期。黄中的远见在1980年奥运会上得到证实。
1984年，黄中作为参观团团长出席了第23届奥运会。当许海峰夺得第一枚金牌，实现零的突破时，黄中一跃而起，冲向场地，与许海峰紧紧拥抱。他老泪纵横地说：“这块金牌，我盼了30年啊!”1987年，他的身体状况恶化，住院中猝然昏倒，心脏停跳达5分钟之久，幸亏抢救及时，得以脱险。住院时，衣袋中还揣着出差的机票。出院后，他被限定“活动半径”，但他初衷不改，自己一步步放宽活动范围，尽量争取多做些工作。他常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实践着少先队口号：时刻准备着。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以后的时间都是白赚的。”他在继续贡献自己的全部的热量。
殷殷不了情
在长期的工作中，黄中的作风一贯是平易近人，宽以待人，以理服人。对战友对同志以致对亲友总是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在力所能及前提下，尽量给以关照。1975年，召开第3届全运会时，还没出来工作的宋任穷、程子华、汪锋等老同志都希望看看开幕式。黄中知道后，马上为他们发了请柬。临近开幕时，这几位老同志因没有车子而没能到场，他立即派配给自己的临时指挥车把他们接来。而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随时都可能惹来新的麻烦。“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吕正操、刘澜波、王尚荣、薛明等同志处境犹为艰难，有的住在临时住处，有的住在医院(监外就医)，黄中惦念着他们，常去探望，让他们感受到一些温暖。而胡耀邦复出后，他再没去他家，他说：“耀邦同志拼命干工作，怎忍心打扰呢?”同年，邓小平复出的文件刚刚下达，正值工人体育场有足球比赛，黄中利用比赛前的时间，充满激情一字一句宣读这一消息。每读到恢复邓小平同志一项职务时，全场就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足足有十多次，全场人欢声雷动，心潮澎湃，黄中也异常欣喜。“文化大革命”后，弟弟耀刚再次来看他。了解到有位“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被放出来并给予合理的安排。耀刚问黄中，怎能让这样的人出来?黄中说：“我就是极力主张这么做的，有些事责任不能都算在他头上。那个时期，他有他的错，但也有身不由己的难处。
对待子女，黄中再忙也要过问他们的学习情况。每到期末，总要开个小座谈会，亮亮成绩单，让孩子们总结一下。毛毛的专业是跳芭蕾舞，一次特地给爸妈两张票。她多想在父母面前跳得好些，偏偏那次出了错，脚一滑，一只手扶了地，但她还是马上镇静下来，坚持跳完。晚上回家的时候，毛毛等待爸爸的批评，没想到爸爸表扬她摔倒了能立即爬起来，坚持下去，情绪未受到影响。并说：“你在舞台上是这样，生活中也是这样，不要怕摔倒，重要的是摔倒了自己马上爬起来。”耀刚弟弟是搞设计工作的，知道黄中他常出国，希望能给买个德国产名牌计算尺，但黄中就是不兑现。有一次，黄中出国归来，耀刚弟正巧在家，见黄中打开旅行袋，没什么物件，只给最小的孩子买了个电动汽车。见弟弟大惑不解，黄中说：“我们是高级穷光蛋，出国后坐最好的车、住最好的旅馆、吃最好的饭，就是兜里没钱。”弟弟说，某某人出国变通一下就有外汇了。但黄中却说：“那种事我怎么能干得出来呢?”看着哥哥那空空的旅行袋，弟弟终于理解了他。198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黄中刚在沈阳主持完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辽阳市副市长朴景安的陪同下，仅带一名秘书，回到故乡岫岩县石庙子乡。临近中午，他见到公社党委书记王建树之后，希望能满足他三条：(1)在他走前不公开他的身份。(2)借一间办公室中午休息一下，不要招待饭，打两瓶开水，喝点家乡水。(3)他走后代他向全公社人民问候，向他的同宗同族问候。王建树一一应允，才知道他就是黄中。王建树做了简单安排，急忙到后院食堂转了一圈儿。当时公社正召开三级干部会，头一天杀了猪，食堂尚有大饼子，还剩些猪肉酸菜血肠，想让黄中尝尝家乡菜。他敲开黄中休息的办公室，见黄中几个人正就着开水吃面包、香肠。见国家体委领导就吃这个，王建树直摇头。他诚恳相让，一再表示，一切都是现成的，决不现做，希望黄中能吃口家乡饭菜。大饼子、酸汤子，猪肉炖酸菜血肠 ，这都是小时候满族人最爱吃的饭菜啊!黄中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我这次回来，定了一条，就是不扰民。”他谢绝了家乡父母官的好意。见王建树很过意不去，秘书说：“黄主任一向这样，到基层从不吃招待饭。”午休后，王建树再次相请，希望黄中走前能为三级干部们讲讲话。黄中欣然应允。他健步来到三级干部们面前，双手抱拳，深施大礼，这种礼节令大家感到十分新鲜。他首先感谢在座诸位，带领家乡人民，把家乡建设的这样快，说罢又施一大礼。黄中很动感情地说：“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剃了光头关起来时，心想如果有出去那天，第一件事就是回故乡看一看。自从6岁离开，60多年了没有回来啊!我还记得后山那片茂密的树林，门前那口冬暖夏凉的泉眼，那水可好喝啊…… (编辑：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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