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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宪宗：一个儒商对百户农民供养大学生难的独立调查 

    “供养一个大学生，就等于心头压着一座大山。通过自己对百余户农家的独立调查，我想证实的是，在一些偏远农村，的的确确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为了供养大学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沉重而伟大的父爱母爱。我希望以自己的公益行动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农民供养大学生难的进一步关注，降低高校收费标准，畅通 ‘绿色通道’，使千千万万个农家子弟不要因为‘学费重如山’而徘徊在大学校门之外，也希望从农村土地走出来的大学生不要忘记为养育自己而累弯了脊梁的父亲母亲。” ———党宪宗 

    镜头一：在苏州上大学的女儿辗转回到渭北老家的窑洞，睡在土炕上。月亮照进来，母亲怎么也睡不着，望着熟睡的女儿喃喃自语：“都是一个月亮照着，我娃为什么比人家的娃遭罪？妈这辈子，砸锅卖铁，累死累活，也要供娃念完大学。” 

    镜头二：父亲在山坡上放羊，母亲在县上打烧饼。“状元”儿子一年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是一万二千多元，赚够儿子4年的大学费用，母亲要卖够96万个烧饼。 

    镜头三：去年10月26日一大早，一辆农用车拉着22名农妇到黄河滩摘棉花，不幸翻到沟里，14名农妇丧生。而这些妇女起早贪黑去摘棉花卖，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急于给孩子凑学费。 

    在西安和合阳两度采访党宪宗的日子里，类似揪心的镜头在半月谈记者的心头闪回拉近，挥之不去。它们不是电影虚构的故事，而是党宪宗本人耳闻目睹的真切世相。 

    63岁的党宪宗魁梧豪放，方脸浓眉，声若洪钟。就是这样一个渭北旱塬的“硬汉形象”，却完成了一项最能触摸情感软肋的民间调查访谈，而且几乎每一次入户访谈都是在与众多供养大学生的农妇们及其丈夫们一起失声对哭中完成的。 

    百日百户调查直指农村大学生供养难 

    地处陕西渭北旱塬的合阳县，一个拥有44万人口的农业县、贫困县，同时拥有一个出了名的别称：“大学生县”。对于祖祖辈辈在这里“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改变家族命运的主要指望是孩子能考上大学，风风光光地跳出“农门”。合阳县每年约有3000名学生升入高校，而80％是农家子弟。 

    然而，近十年来，金榜题名之喜降临到许多合阳农民家庭时，因为难以承受的高额学费而变得喜忧参半。从1990年开始，党宪宗经营的宾馆旅社每年都要接待高考学生和家长住宿，由此引发了他对供养大学生的长期思考。 

    现任县人民政府招待所总经理、县商会副会长的党宪宗，除了上中专时在西安呆过两年外，一直生活在合阳。他当过农民，做过中学公办代理教师，创办过合阳县“关睢诗社”。1985年起，靠着“敬业、人和、文化气息”三大秘诀，党宪宗先后承包了好几个宾馆饭店，个个火。 

    2003年高考时，党宪宗在考场外碰到一个送小儿子进考场的老同学。“他几欲失明的双眼，满脸的褶皱，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老同学跟我聊起供养3个大学生的艰辛。我掉泪了。” 

    平素涉猎广泛勤于思考的党宪宗感到，农民子弟跳“龙门”苦，最苦的还不是农家学子，而是学子身后含辛茹苦供养他们的父母。“我想为这些父母呐喊！”一个异乎常人的特别行动计划在这位儒商的头脑呼之欲出。2003年7月，党宪宗硬是放下自己的生意，全不顾老伴的反对，专门腾出3个多月的“整装时间”，在炎炎暑夏走访了合阳县近20个乡镇上百个村庄、百余户人家。 

    翻一道道山，越一道道岭。半路上碰上暴雨、冰雹，就上村里老乡家避一避；饿了，就买几个烧饼、吃碗泡馍充充饥。为摸到第一手资料，党宪宗特地自费购置了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他与每户进行掏心窝子的访谈，每次都不下两个小时。高密度的入户走访使他几乎忘记自己是个糖尿病患者。 

    历时3个月，花费5万元，300多小时的谈话录音，近100个小时的录像。当年县政协会上，身为政协常委的党宪宗提交了一纸提案，疾呼减轻农民供养大学生之累。当他据此写出的20万字的调研报告在这个贫困县里传阅时，连县上的领导也为之动容、垂泪。 

    “除了天和地以外，能借贷的都借遍了” 

    大学学费与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是党宪宗调查的重点。合阳县坊镇东雷村236户人家，出了70多个大学生。村民范香叶是党宪宗采访过的农户，1991年以来，她家3个孩子考上大学，最小的儿子目前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研究生。今年6月28日上午，党宪宗带着半月谈记者一起回访时，范香叶与丈夫马连军刚刚卖掉了当天采摘的19．7斤花椒，换来了37块钱。 

    范香叶抹着眼泪告诉记者，大女儿那时学费低，农业收入也可以，负担并不重。到了供老二、老三上大学时家里就扛不住了。老三2001年考上大学，第一次就要1．5万元，只好从农村基金会贷了6000元高息贷款，每年利息就要2600元。除了养鸡、羊、牛，范香叶经常深夜跑到山沟里抓蝎子卖钱，常被蝎子蜇不说，有一次她还滚到崖下，摔折了腿。“3个娃娃上大学，家里总共负担了11万元，这几年拼死拼活，还欠人家2．5万元。” 

    党宪宗给半月谈记者算了笔账：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约１.2万元，4年近5万元；而最近5年，合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1287元，最高1580元。也就是说，一个3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劳奋斗10年，也未必能支撑一个孩子读4年大学，何况有的农民家庭还要供养两三个。半月谈记者在合阳县农户采访，就听到一声炸雷般的呼告：“学费重如山，除了天和地以外，能借贷的都借遍了！” 

    念成了大学累垮了父母，舐犊之恩回报却总是姗姗来迟 

    “可怜天下父母心”，调查中最让党宪宗肃然起敬的是这些农户黄土地般坚忍的生命毅力和博大的父爱母爱。“在儿孙不济事的情况下，一个80多岁的老婆婆居然承担起供养重孙上大学的重任。还有一位鳏夫，为供养3个女儿上大学，十几年未再续娶，为挖药材卖钱，在深山老林差点儿叫狼叼走了。” 

    一起回访坊镇东雷村农户刘赛芳时，记者和党宪宗一样泪水几次夺眶。刘赛芳家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西安理工大学毕业，正在联系一家印刷厂，老二还在西安上大专。为挣学费，刘赛芳的丈夫马振发跑到西安一家单位烧锅炉、打扫卫生，一个月挣500块钱。他累得胃出血，可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治疗，今年初病情加重，不到50岁便撒手人寰。 

    党宪宗调查的百余户，有11人因孩子的巨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 

    和家庄镇长洼村村民王全胜家的悲剧让党宪宗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王全胜因摔伤生活不能自理，大儿子智力又有障碍，几个孩子都在上学，全家靠老伴一人支撑。老伴又要种地、干家务，还要去拉煤挣钱，积劳成疾，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第二年突然病故。村里的乡土作家王治民为这位老太太写了副挽联，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据党宪宗调查，工作后的大学生，多的每年给家庭回报1000元，少的三五百元，有的甚至没有一分钱的回报。 “真正能回报父母大约要到20年后，而那时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动、享受不了了，有的则可能早已不在人间。”党宪宗难掩莫名惆怅。 

    而这些“天之骄子”的父母们几乎都用同样的语言回答党宪宗：儿女有儿女的难处，虽然工作了，可还要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城市里用钱地方多。 

    采访中记者心灵备受震撼：这些在生活底层终身劳碌、累死累活、像牛马一样拼命的父亲母亲们，究竟为了些什么？在祈求着什么？是什么在支撑着、推动着、逼迫着、鞭打着他们？这些父亲母亲们的天空在哪里？阳光在哪里？看似干涸的心底，看似枯寂的灵魂，其中蕴藏着怎样撼人心魄的丰满和执著，怎样惊天动地的情感和力量！他们以自己贫弱的物质，用自己弯曲的脊梁，默默背起了一座大山，一座承载着一生的使命、全部的意义的大山。他们为孩子的未来、为自己的尊严，去背。他们也是为政府的责任、为社会的进步，去背。他们是普通的，也是伟大的。在贫穷中顽强坚守、不息抗争的父亲母亲们，是需要儿女一生感恩的，是需要社会深深铭记的，是需要我们时时奉献的。 

    盼望农家子弟上大学的“绿色通道”畅通 

    稍感欣慰的是，近几年来，大学生和大学生家庭的贫困问题已经得到国家、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部门出台了奖学金、助学贷款等一系列政策。党宪宗说，希望加快普及这些助学政策，同时治理教育乱收费。 

    今年7月25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称，国家助学贷款已资助240．5万人读大学，去年39万贫困家庭大学新生通过“绿色通道”未交学费直接入学。今年6月，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必须对所有新入学的贫困家庭学生开辟“绿色通道”，并确保“绿色通道”的畅通。 

    临别时，党宪宗向记者约略透露了他瞄准的下一个调查计划：农家子弟大学生就业现状调查。“人活一世，总得做成一两件事，而且是公益善事。”他说。 

    党宪宗是第一个给县上希望小学捐款的人，他还多次向县商会会员呼吁捐助公益事业———这是记者后来侧面打听到的信息，采访党宪宗的几天内，他本人没有提，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觉得，面对广大需要救助的苍生，个人一点微薄奉献不值一提。
  
    《中国青年报》民调：73.5％的人认同“济贫”比“劫富”更重要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可咋办？（资料图片） 

 

    本报最新民调显示，98.3％的人感觉贫富差距变大了—— 

    73.5％的人认同“济贫”比“劫富”更重要 

    最近，一个容易让人联想到“比基尼”的经济学专业词汇——基尼系数，引起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的热议。这个被用来体现社会贫富差距并被广泛写入经济学教科书的指标，几乎为世界各国认可，但在中国却遭遇了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的公开质疑甚至抵制。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上个月称，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因此应该正确认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随后在一次论坛上也表示，用“购买力”计算的中国基尼系数，要比用“名义收入”计算的数值小很多，中国的收入差距实际上被夸大了。青年学者薛兆丰则更为干脆地表示，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越国际警戒线，是在危言耸听地制造并不存在的危机感，给“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政策寻找理论依据。 

    然而，如果参照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新闻中心近日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上述乐观的言论却可能有“鸵鸟”之嫌。这项有569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98.3％的人感觉和十年前相比，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84.6％的人认为，目前的这种贫富差距，已经让人不能接受。 

    正如GDP不是经济发展的全部一样，基尼系数或许也不能完全准确地体现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但是，试图为此而否定基尼系数，进而否定目前国内社会贫富差距的严重程度，则是一种自欺欺人。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始向深度和广度上推进。相当一批城镇居民下岗或失业，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种差距的逐渐累积引发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比如，群体之间的信任度明显降低，贫富阶层对立越来越严重，一部分人产生了“仇富”心理——《南方周末》近期一项针对中国富豪的调查就显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认为金钱给自己带来了“不安全感”。 

    正因为此，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看来，“提请注意中国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不仅不是危言耸听，反而是“一个明智的、理性的‘里程碑式’的忠告”。 

    中国最高决策层显然高度重视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专门召开会议，提出收入分配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改革开放28年之后，“社会公平”开始取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改革着力点——中国的改革，逐渐放弃了粗放的经济优先模式，跃上了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为关键词的新的发展高度。 

    在中央的会议开过后没多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进入了公共视野。人事部、财政部、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的这样一段话，颇能帮助人们理解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这些都向公众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央政府将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作为未来的重要工作。随之而来，怎样缩小收入差距，是将长的截短，还是将短的补长，是简单地用“劫富”来“济贫”，还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收入分配向低收入者倾斜，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央的选择是后者。在谈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措施时，四部门负责人强调，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也有学者分析指出，政府在高调重视社会公平的同时，不等于说效率就此变得次要。效率和公平同等重要，是中国改革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 

    有意思的是，即便是普通民众，在怎样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也认为应该“济贫”，而非“劫富”。调查中，当被问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73.5％的人认同的是“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而非“对高收入人群课以重税”。 

    正如一位参与调查者留言说：“我们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指望在人家的饼上切一刀。我们希望的是公平——不要再有那么多的腐败，不再有那么多的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