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日早报》报道，在浙南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办公桌上，摆着《尤努斯“乡村银行”的价值与启示》这样的文章。
当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无法用经济学理论向学生解释贫穷的现实时，他决定重新做一名学生，以农民为老师，去研究每天都在穷苦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经济学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陈林，这位清华大学博士后、瑞安市挂职副市长，也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组建合作银行并增资扩股后，原有社员作为合作银行的小股东同时加入合作协会，并通过合作协会托管持股合作银行，形成产权纽带；合作银行又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发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拓展营销网络，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
在陈林心目中，瑞安这个设计的金融意义与尤努斯是异曲同工的。
今年，温州瑞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农村合作协会，这是一个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
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明确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而两年前，作为全国试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早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先行出台。
农民本身有良好信用农村的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
在朱应迪家的顶楼，一种叫做“观音扫”的草，一直堆到了天花板。
这是他从台州路桥买来的制作扫帚的原料，40岁的朱应迪，做了七八年的扫帚，他把两只手伸出来给人看，上面已经全是密密麻麻的茧子了。他所在的瑞安市马屿镇朱岙底村，是远近闻名的“扫帚村”。200多户人家，有一半以上加工制作扫帚。
50公斤“观音扫”，差不多可以做50把扫帚——这是朱应迪心中最常估算的等式。他还要在脑子里筹划的，是钱的问题。“观音扫”的供货季节，一年只有秋天一次。对于朱应迪来说，他必须在这个时候筹足所有的进货资金，才能保证接下去一年里不缺少原料。
同样的事情，从董疗虎嘴里说出来，就是一道融资的难题。这位马屿农村合作银行的信贷员知道，“这种季节性的大笔生产性投入的支出，是农民最头痛的问题。”
去年，朱应迪向信用社借钱，担保人是村委会主任余节相，花了好几天，才批下来两万多元。今年，通过合作社申请联保贷款，“带个身份证，一个下午就办好了”，而且数额还比去年多了3万元。更让朱应迪心动的，是联保贷款的利率比较低，这样算下来，今年的收入能增加许多。
马屿镇朱岙底扫帚合作社，是今年在瑞安农协的引导和农村合作银行的支持下成立的，由38户小规模扫帚加工户组建。合作社里5至10人组成小组，农户之间的联保联贷不需抵押。到今年9月底，农村合作银行对该村的贷款余额达277.5万元，其中联保贷款38户，贷款余额99.5万元。
“通过互助联保，放大的是信用总量，强化农民的信用约束，也扩大了农户联保贷款的覆盖面。”董疗虎说。
瑞安农村合作银行，是温州地区第一家农村合作银行。目前有客户近6万户，发放农业贷款32亿元，占全行贷款总额的77%，占瑞安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98%。但农民真正能以联保或小额信用贷款形式获得贷款的只有1亿元，大部分农业贷款还是采取抵押或担保的方式。
“合作金融建设的是底层的人与人的信用关系，”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说，金融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以便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风险，合作组织就可以是这样的载体。
瑞安市副市长陈林相信，农民本身有着很好的信用，但是这种信用的边界很难超出地缘乃至业缘的边界。农民对银行所以缺乏信用，除了抵押物资源不足外，主要原因是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管理半径过长。
瑞安农村合作银行与瑞安农协建立联盟关系，共同成立了瑞安农村信用评级委员会。“开展农村信用评级和信用联保，将农村的社会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资本”，董疗虎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正在实践着农村金融领域的一些变化，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纽带，开拓一种具有草根特色的银行营销网络。
除此之外，瑞安的农村合作银行还在北龙、北麂地区开展渔民联保贷款试点，在塘下镇吴岙村等5个村进行小股金托管试点。
陈林很赞同这一点，这正是他理想中金融机构向下竞争的模式。
集体商标虚拟经营农协要成为农业合作主流平台
在“大日红”牌毛芋上，也打上了“瑞农协”的字样。林志寅是考虑过的，他把自己乡里的毛芋卖出去，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农协的集体商标。
倚仗这样的推广路径，先是借助知名的农产品打市场，然后履行集体商标的初设职能，形成品牌辐射力，是瑞安农协当下的设想。
农协的集体商标，目前由农协流通部负责运作，而流通部的资源，基于源于农村供销社的系统和网络。“以农协的名义联购联销，对本地拳头农产品进行集中推介，”瑞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办公室主任方琦敏说，“集体商标的虚拟经营，也是一种探索。”
作为“农村合作的主流平台”，农协也力图实现各个领域的拓展。瑞安市供销合作社主任留少良认为，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整体加入协会后，通过协会的网络可以获得全市专业农户的信息，供销社对这些专业户的服务会更加主动。
5月，瑞安市顺泰毛芋合作社改组提升为顺泰中心合作社，把合作内容扩大到了农资购买、产品销售、土地流转、资金合作等领域。“三位一体”的模式，在顺泰最先得到了实践：社员通过农协的信用部获得信用评级，取得信用贷款。社员在购买农资时可以赊账，并从毛芋成熟上市后的收购款里付清。又借助瑞安农协另一个会员——梅屿蔬菜合作社的市场网络，拓宽毛芋的销售渠道。同时在农协科技部的牵线搭桥下，有一批科技特派员常驻该社。
为了农民地里的毛芋，顺泰乡党委书记孙锦声专程去过浙江大学，找专家，要技术。而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社组织，扮演着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角色，现在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把“篁社索面”推向市场，也多少借助了农协的力量。索面，是一种温州地区驰名的地方食品，但保鲜技术一直是个难题。近日，索面合作社与浙江大学食品系专家签订8万元的协议，对此进行研发。“合作社出面，交了2万元的定金，技术能不能成功还是未知数，”瑞安市马屿中心供销社主任王钏奉说，“单个农民，显然很难承担这样的风险。”
每年，从顺泰乡运出去的毛芋，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产量，这里的农民已经开始购买周边乡镇的毛芋。做大了的毛芋合作社，开始向周边乡镇辐射。
“瑞安农协的毛芋专业委员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35岁的林志寅，成为毛芋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主任，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有合作社代表、产销大户、技术能手，范围已经覆盖了全市9个生产毛芋的乡镇。“以前你种你的，我卖我的，”林志寅说，“现在全市种毛芋的，卖毛芋的，都能聚到一起找技术、创品牌、闯市场。”
“合作社是农协的基本会员，农协提高了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乃至整个合作经济的地位，”农协执委会主席助理周纲说，“依托农协设立专业委员会，使农民专业合作在纵向上得以延伸，又降低了延伸的组织成本。”
政府部分让渡涉农资源不收一分钱的农协让农民实现组织化
高楼茄子合作社的一次告急，让瑞安农协副秘书长苏立胜发现，农民组织化的作用就是这样实实在在体现出来。
大棚薄膜市场价每吨要1.46万元，而出厂价一般是1.2万元，种茄子的农民需要，同样，梅屿那里种大棚蕃茄的也需要。于是，高楼茄子合作社和梅屿蔬菜合作社就有共同的想法，集体批量采购，价格就比单户单社购买低了不少。“今后，化肥、农药也可以一起采购。”
“农协的存在，是农民组织化的快速通道。”陈林说。
2001年9月，北京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陈林提交了一篇论文，主题是“作为非营利中介组织的农协模式初探”。没有人会想到，不到5年，他就开始了农协模式的实质性运作。
2005年4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陈林，挂职担任瑞安市副市长，分管金融、科技等。
2006年，“引导成立农协”列入了瑞安市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3月，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它由合作银行、供销联社等8家核心会员单位及近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机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作为基本会员单位组成，并且得到了瑞安市农办、农业局、科技局的支持。
此前，各种涉农资源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供销社、信用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自封闭发展，农资、农技、农机等机构也分属不同部门。
在这项改革进程中，瑞安市科技局是较为积极的一个部门。科技局每年有资金对农业技术项目进行扶持，他们把一些项目的辅导和预审工作委托给农协。
副局长方杰最大的感触是，涉农的工作需要有一个载体。作为公共财政的农业科技扶持经费，加快了向公共产品的投入。“随着这些资金使用途径的探索，科技局也在转型。”
政府将涉农的资源部分地让渡给农协，这当中的意义，在陈林看来非同寻常。
供销社的农信担保公司，已经为314家农业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提供了4079万元的贷款担保。去年，他们出面争取到了国家开发银行的支持，落实了瑞安马屿社区专业合作社钢管大棚的改造项目贷款600万元。
大合作的推进，让供销社试图在合作金融领域的拓展成为可能。“继续争取国开行的支持”，供销社期望，在农协的平台上，通过小额信贷的集中打包，“打通对农民的直贷通道”。
“通俗的来说，合作社解决了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问题，农协解决了一村一庄解决不了的问题。”从中山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的周纲，在农协里担任青年志愿队队长，他说农协的志愿支农活动甚至吸引了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温州籍留学生。
陈林说，到目前为止，农协既没有拿财政一分钱，更没有收农民一分钱。农协主要立足于现有组织资源的重组，不是简单地“给农民多少好处”，而是引导和帮助农民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助和互助。除了有一个常设的办公室之外，许多部门是分散在各个核心会员单位内的。
对于瑞安的这场乡村实验，学界相当感兴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都在当地设立了试验基地和观察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组织综合农协，把各部门的优势整合——这符合中国现有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有利于国家对于农业的投资下达到基层。
放大农民的声音合作银行与合作经济组织搭建产权纽带
对于林志寅来说，在瑞安进行的这场乡村试验中，他个人也受益匪浅。他被选送到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习，上周，又刚刚随市科技局负责人，从西安回来。
瑞安有8家合作社的代表，参加了在西安举行的农科会。在西安的几天，林志寅认认真真地去逛了农贸市场，考察当地的农产品行情。这是瑞安农协第一次组团在全国性农展上亮相，苏立胜说，今后农协农产品将形成合力，统一利用农协集体商标，在各类展会上统一设计和推销。
在农业局工作的时候，苏立胜负责的就是对全市合作社的指导。当时，他就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多功能的合作社也许更符合农村实际。
看到农协的章程，苏立胜的感觉是“惊奇”，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庞大的设想”，它希望瑞安农协最终成为“农民协同组织”，“在大地上植树造林搞绿化”，而不是“在房间里用玻璃瓶培养植物”。
2002年苏立胜刚到农业局的时候，瑞安只有16家专业合作社，到现在已经有了八九十家。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叶秀楠的设想是，在农村合作银行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建立资本联系，吸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入股，既增强银行本身的合作基础和治理基础，同时也放大农民在银行资金投放和市场定位方面的声音，让农村合作银行保持其社区性的基本特征。
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载文称，瑞安农协“是全国首家具有金融功能的综合性农村合作协会”。陈林说，由于评级联保本身不直接发生存贷款活动，与当前的金融法规和政策并不违背，因此农协不与现有银行体系争夺市场，而是相互补充，这使得瑞安模式得到了金融界高层的支持。
当尤努斯无法用经济学理论向学生解释贫穷的现实时，他决定重新做一名学生，以农民为老师，去研究每天都在穷苦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经济学问题。
“农村信用社组建合作银行并增资扩股后，原有社员作为合作银行的小股东同时加入合作协会，并通过合作协会托管持股合作银行，形成产权纽带；合作银行又依托合作协会、合作社发展信用评级、互助联保，拓展营销网络，既控制银行风险、又放大农村信用。”
在陈林心目中，这个结构设计的金融意义与尤努斯是异曲同工的。“农村金融问题与农民组织化，可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农业的出路在‘农外’，瑞安农协的操作路径很具可行性，结构设计又有包容性，预示着农村金融改革和综合改革的重要方向。”温铁军说。
通过体制性的重组，瑞安农协试图让农民在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分享更多的实惠。周纲有的时候，会思考一下这样的组织在现实中的社会意义——体制内的涉农资源怎么样被整合，解决三农问题如何从零碎走向集中。
“三位一体服务三农”，这是瑞安农协会训的前半句，已经在实践中初见成效。但陈林认为，后半句会训“条块交融统筹城乡”，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他说，“条块交融”，首先是指专业合作与社区合作相互交融。纯粹的专业合作需要建立在农业本身的规模化和高度市场化、专业化的基础上。在我国普遍的小农社会条件下，缺乏有效的社区合作，专业合作容易成为无本之木。要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横向上拓展，以社区合作为依托，增强综合服务功能。再进一步，“条块交融”的应有之义，还应该包括各部门、各系统与各级地方、社区的相互交融。
(编辑：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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